当孔有德、耿仲明授首，三万叛军主力灰飞烟灭的惊天捷报与李睿那份“总领山东剿匪事宜”的“事后追认”奏折一同摆在崇祯皇帝的御案之上时，这位年轻的天子在经历了最初的狂喜之后，心中涌起的却是一种哭笑不得的无奈。
“这个李睿……”他指着那份措辞“恳切”实则充满了“先斩后奏”意味的奏折，对着身边最信任的王承恩苦笑道，“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朕肚子里的蛔虫了？”
王承恩也是一脸的苦笑，躬身道：“李总兵行事向来不拘一格。”
“何止是不拘一格！”崇祯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他这简直就是把朕当成了给他收拾烂摊子、盖章画押的账房先生！”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的眼中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充满了欣赏和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依赖。他知道李睿又一次赌对了。
在“一战而定山东”的赫赫战功面前，任何关于“程序是否合规矩”的指责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他这个皇帝除了捏着鼻子为他这员悍将的“丰功伟绩”追认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之外，别无选择。
于是，一道嘉奖的圣旨以最快的速度发往了山东。圣旨中崇祯皇帝对李睿“临机决断，以雷霆之势平定国贼”的忠勇行为大加赞赏，并正式追认了他“山东剿匪总指挥”的身份，令山东全境文武皆听其节制。
这道圣旨如同一颗定心丸，彻底堵住了朝堂之上那些准备借机发难的言官们的嘴，也为李睿接下来在山东的大刀阔斧提供了最坚实的法理依据。
然而崇祯以为这场君臣之间的“博弈”到此便该告一段落了，可他还是低估了李睿“得寸进尺”的能力。仅仅十天之后，一份更加“离谱”也更加“大胆”的奏折便再次从山东八百里加急送到了他的面前。
“臣辽西总兵兼山东剿匪总指挥李睿泣血上奏……”
奏折的开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李睿用极其沉痛的笔触向皇帝描绘了登莱之乱后山东大地那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人间惨状。
“……臣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幸存之百姓皆面有菜色、食不果腹，嗷嗷待哺之孤儿更是数以万计。臣夜不能寐，唯有泪千行……”
崇祯看着这番描述也是感同身受，眉头紧锁。然而奏折的后半段画风却猛地一转。
“……为解陛下之忧，为救万民于水火，臣斗胆已在山东推行‘齐鲁新政’。一曰以工代赈，大兴土木，修复河工、官道；二曰移民实边，招募灾民前往辽西分田落户……”
看到这里崇祯还满意地点了点头，觉得李睿此举颇有上古循吏之风。可当他看到最后那段用加粗的笔墨写出来的“请求”时，他那刚刚才舒展开来的眉头瞬间又拧成了一个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