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增至1935年的
余顷，集宁县从
顷增至
余顷，凉城、兴和等县也有显着增长。
为保障垦荒成效，政府在绥远设立垦务总局，统筹土地丈量、分配与纠纷调解，同时在各垦区设立农事指导站，推广适合当地气候的作物（如耐寒的莜麦、耐旱的糜子），指导移民修建简易灌溉设施。
随着耕地面积扩大与耕作技术改进，绥远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不仅满足了当地驻军与民众需求，每年还能向山西、河北等地输送粮食数十万担，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地。
水利工程的兴修是支撑两地农业发展与经济稳定的关键，阎锡山政权将水利建设视为“百年大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进。山西境内河流众多但分布不均，晋南有汾河、涑水河，晋北多季节性河流，针对这一特点，政府确立“开渠为主、凿井修池为辅”的水利方针，1917年起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水利建设热潮。
在晋南，重点整治汾河沿岸渠道，疏浚旧有灌溉渠系，如临汾的通利渠、运城的姚暹渠，通过清淤、拓宽、加固堤坝，提升灌溉能力。
在晋中，阳曲、太原等39县新开或疏通干支水渠156条，其中榆次永济渠在士绅提议下，由政府拨款重修，历时两年竣工，新增灌溉面积2.2万余亩，惠及周边数十个村庄。
清源县（今属太原）白石河渠因年久失修无法通水，财政厅专门拨付1.3万元贷款作为工费，组织村民修缮渠道与水闸，解决了当地千余亩农田的灌溉难题。
同时，针对晋北干旱少河的情况，政府鼓励各地凿井、修蓄水池，1918至1925年间，全省共凿井3300余眼，修筑蓄水池8处，仅晋北朔县、大同两地就凿井500余眼，通过井水灌溉，使原本只能种植耐旱作物的旱地转变为可种植小麦、玉米的水浇地，累计新增灌溉面积72.9万亩，有效缓解了山西的干旱压力。
绥远的水利建设则以黄河河套地区为核心，聚焦“引黄灌溉”与“排水防涝”。1928年，阎锡山撤销原有的包西水利总局，将河套水利事务划归绥远省建设厅直接管理，次年又成立包西各渠水利管理局，统筹规划各干渠的修缮与新建。
当时河套地区虽有旧渠，但多因年久失修、缺乏排水系统，导致农田积水盐碱化，水利管理局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开挖退水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