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农业周报》就曾发文呼吁“拒绝舶来化学肥料”，将抵制化肥与抵抗外敌侵略直接关联，这种认知极大阻碍了化肥的普及。
市场乱象与产品缺陷进一步加剧了推广困境。当时进口化肥多由英国卜内门、德国爱礼司等洋行垄断，市场上充斥着“蛾眉月牌”“狮马牌”等上百种牌号，却普遍存在标识不明的问题。
几乎所有产品都被笼统称为“肥田粉”，实则核心成分多为硫酸铵，农民根本无法辨别差异。
更严重的是伪劣产品泛滥，奸商常将食盐、明矾混入化肥中低价售卖，中央大学农学院1930年的化验甚至发现，部分热销的“肥田粉”实则“用之有损无益”。
农民误购劣品后，不仅颗粒无收，还可能导致土壤板结，此类事件的频发让化肥口碑一落千丈，广东等地甚至流传出“肥田粉杀人”的传言。
技术支撑的缺失则让化肥应用雪上加霜。近代中国缺乏健全的农业试验与指导机构，农民既不知化肥需按作物、土壤配比施用，也不懂与有机肥搭配使用的关键。
实际种植中，连年单施化肥导致的弊端逐渐显现：汕头的稻草看似繁茂却结实不坚，浙江的柑橘味酸不耐藏，宁绍的棉花结蒴瘦小，更有地方报告称化肥杀死了稻田蝌蚪，导致青蛙减少、虫害猖獗。
这些问题被放大后，进一步固化了“化肥有害”的认知，1933年浙江商会甚至呈文农矿部，请求严令禁止化肥入口。尽管少数农业学者认可化肥的增产潜力，但在“农民智识不足、无肥料法律监管、不能自主生产”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当前不宜应用肥田粉”。
在推广受阻的同时，中国化肥市场长期被进口产品主导。自20世纪初至30年代，沿海各省所用化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年均进口量达30万吨左右，仅1912至1932年间，进口化肥总值就高达8338万两白银，成为巨大的经济漏卮。
1937年南京永利铔厂虽产出中国第一包“红三角牌”化肥，年产量达1.87万吨，能与进口产品媲美，但好景不长，1942年该厂全套设备被日军劫掠至日本，抗战胜利后修复的工厂产量仅为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
至1949年，全国氮肥总产量不足60万吨，且主要集中在广东、辽宁等沿海省份，根本无法改变进口依赖的格局。
解放后，国家力量的介入为化肥推广注入了决定性动力。建国初期，化肥被列为战略资源，政府迅速接管永利铔厂等仅存的化工企业，同时组织侯德榜等科学家攻关，成功研发“联碱法”等自主技术，为化肥工业化奠定基础。
针对农民的疑虑，各地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通过田间试验示范、技术员下乡指导等方式，直观展示化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的增产效果，逐渐扭转了“化肥有害”的偏见。